从中医理论来看，肠道属于六腑之一，主传化糟粕，肠道菌群的平衡状态，与中医所讲的脾胃运化功能息息相关。良好的肠道菌群有助于脾胃正常运化水谷精微，为身体提供充足的营养；一旦菌群失调，就可能导致脾胃功能受损，出现食欲不振、腹胀、泄泻等症状，影响营养的吸收与代谢，进而引发体重问题。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肠道菌群失衡与肥胖、超重等体重异常密切相关。当肠道内有益菌数量减少，有害菌大量滋生，会改变肠道的代谢功能。比如，一些有害菌会促进肠道对脂肪的吸收，降低能量消耗，使得多余的脂肪在体内堆积；还可能引发低度炎症反应，干扰胰岛素的正常功能，导致血糖、血脂代谢紊乱，进一步加重体重问题。
从中医角度分析，这种肠道菌群失衡引发的体重异常，多与痰湿、脾虚等证型相关。痰湿内生，阻滞经络气血运行，使身体代谢缓慢；脾虚则无力运化水湿，水湿停滞，聚而成痰，最终表现为体重增加、体态臃肿。
中医对肠道菌群的认识
中医虽未明确提出“肠道菌群”这一现代概念，但通过长期临床实践和理论探索，对肠道微生态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形成了深刻认知，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脾胃运化与菌群平衡
中医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主运化水谷精微。肠道菌群的平衡状态与脾胃功能密切相关：
- 正常菌群有助于脾胃正常运化，促进营养吸收，维持身体气血充盈。
- 菌群失调(如有害菌增多、有益菌减少)会导致脾胃功能受损，出现食欲不振、腹胀、泄泻、便秘等症状，影响营养代谢和身体机能。
2) 体质与菌群关联
中医体质学说认为，不同体质类型与肠道菌群特征存在关联：
- 痰湿质、湿热质人群常伴有肠道菌群失衡，如厚壁菌门与拟杆菌门比例失调，有害菌增多，易引发慢性炎症、代谢紊乱等问题。
- 气虚质、阳虚质人群可能因脾胃功能较弱，肠道有益菌数量相对不足，影响身体能量代谢和免疫力。
3) 中药对菌群的调节作用
中药通过多途径调节肠道菌群平衡：
- 益生元作用：部分中药含多糖、膳食纤维等成分，如黄芪多糖、茯苓多糖，可促进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等有益菌生长，抑制有害菌。
- 抑菌作用：一些中药具有抗菌活性，如黄连、黄芩、肉桂等，能抑制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有害菌生长。
- 调节肠道环境：中药中的有机酸、挥发油等成分可调节肠道pH值，创造适宜有益菌生长的微环境。
4) 整体观与菌群-肠-器官轴
中医强调”整体观念”，认为肠道菌群不仅影响肠道健康，还通过”肠-脑轴”，”肠-肝轴”， “肠-肺轴”等与大脑、肝脏、肺部等器官相互关联，影响情绪、代谢、免疫等功能。例如，肠道菌群失调可能引发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或加重肝脏、肺部疾病。
综上，中医虽未直接定义肠道菌群，但通过脾胃理论、体质学说、中药调节等，构建了肠道微生态与人体健康相互关联的认知体系，为现代肠道菌群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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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肠道菌群互作在疾病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肠道菌群是指定殖在人类肠道内的微生物群落的统称，也称为肠道微生物群，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已成为了解人体稳态和疾病发展的重要前沿领域[1]。肠道菌群可将肠道内容物“发酵”成多种代谢物，如胃肠道中的短链脂肪酸、维生素、次级胆盐。肠道菌群与宿主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调节宿主的稳态和疾病的发展，大量动物研究和临床试验证实，帕金森病[2]、结肠炎[3]、高血压[4]、2型糖尿病[5]和非酒精性脂肪肝[6]等的发生与肠道菌群稳态的破坏密切相关。
中药多通过口服给药，经口腔、食管进入胃肠道，这使其必然与肠道菌群接触。肠道菌群能将难以被直接吸收的大分子或极性中药活性成分转化为易吸收形式，如水解苷类成分[7]。同时，丰富的肠道菌群拥有多种特殊的“代谢酶体系”，可修饰中药成分结构、参与药效成分的运输或生成药效活性更强的代谢产物[8]。肠道作为诸多疾病的病变部位和中药药效靶点。研究中药与肠道微生态互作关系，可为疾病治疗提供新思路，极具研究和临床应用价值。
1 肠道菌群对中药成分的“发酵机制”
1.1 提高药物的生物利用度
由肠道菌群介导的中药代谢物比其母体化合物具有更好的生物利用度和生物活性。生物利用度是指从其剂型中吸收活性成分或活性部分的速度和程度，生物利用度与药物的血药浓度密切相关，血药浓度可以直接反映大多数药物在给定剂量下的疗效和毒性。因此，生物利用度被视为疗效和风险评估、计算剂量、安全性评估和药物开发的重要因素。但中药中大多数化合物的生物利用度较低，如人参皂苷的口服生物利用度通常在0.1%～0.5%，但能表现出较强的药理活性，如抗慢性心力衰竭和抗阿尔茨海默病[9]。
生物利用度和疗效之间并无强相关性难题长期困扰着中药研究人员，但肠道菌群为解释这一现象指明了方向。研究表明，肠道菌群不仅可以直接提高中药化合物的生物利用度，还可以将其代谢为具有更高生物活性的代谢物[10]。黄芩苷为黄芩的活性药效成分之一，具有良好的抗炎抑菌、抗氧化活性。黄芩苷在埃希菌如大肠埃希菌的催化下，葡萄糖醛酸酶将连接在黄酮母核7位羟基上的葡萄糖醛酸残基脱离，暴露出游离的酚羟基生成黄芩素[11]。橙皮苷具有抗辐射、抗癌、改善血糖及脂质代谢、保护神经系统等多种生物活性，在肠道菌群分泌的鼠李糖苷酶介导下，橙皮苷发生去糖基化反应，脱去芸香糖部分转化为橙皮素（活性糖苷配基）[12]。小檗碱具有较好的抑菌、抗肿瘤等活性[13-14]，但生物利用度不到1%，Feng等[15]、Spinozzi等[16]研究发现肠道菌群可以通过去甲基化、去羟基化、去亚甲基反应将小檗碱转化为二氢小檗碱、小檗红碱、去亚甲基小檗碱和黄根嗪等亲脂性更高的代谢物，此类代谢物较小檗碱在肠道中吸收效率更高，进入内环境可通过氧化反应恢复其母体结构发挥药理活性。芍药内酯苷为一种天然的抗抑郁药物，生物利用度较差，仅为1.7%，肠道菌群可以将芍药内酯苷转化为苯甲酸。苯甲酸是一种可以穿过血脑屏障的代谢物，在大脑中，可以通过抑制D-氨基酸氧化酶来改善大脑功能，发挥抗抑郁活性[17]。表1总结了部分肠道菌群对中药活性成分的生物转化过程。
1.2 降低或解除药物毒性
肠道菌群拥有种类繁多的生物活性酶，如β-葡萄糖醛酸酶、β-葡萄糖苷酶、β-半乳糖苷酶、硝基还原酶、α-鼠李糖苷酶和β-木糖苷酶等，能够催化中药活性成分发生水解、还原、氧化等，改变中药活性成分的化学结构[23]。肠道菌群可修饰一些有毒药物的化学结构，如毒性基团被去除或转化，从而降低或解除毒性。雷公藤内酯具有显著的抗肿瘤、抗炎和免疫抑制活性，然而，其严重的肝毒性极大地限制了其临床使用。现有研究表明肠道菌群通过合成胆汁盐水解酶、7-脱羟化酶等酶来调节胆汁酸代谢，如鼠李糖乳杆菌可以逆转雷公藤内酯对胆盐水解酶的抑制作用，同时通过抑制肠道法尼醇X受体信号传导及炎性小体活化，减轻雷公藤内酯诱导的肝毒性[24]。地高辛是从毛花洋地黄植物中分离出来的，具有抑制心肌细胞中Na+/K+三磷酸腺苷酶的活性成分。在临床上使用地高辛需要仔细监测以防止可能的心脏毒性。肠道菌群通过减少α-β-不饱和内酯环，可将地高辛转化为对心脏无毒性的二氢地高辛[25]。呋喃香豆素是重要的中药活性成分，具有抗肿瘤、抗菌抗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等药理活性，但其口服后可能表现出光敏作用，长期暴露在紫外线下易引发光敏性皮炎[26]，抑制肝脏中的细胞色素P450酶系（常见的药物代谢酶），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27]。当归中含有多种呋喃香豆素，包括欧前胡素、佛手柑素等，其解毒机制是通过去甲基化和异戊烯基化转化成溶解度更好的酚类代谢物，可以随尿液迅速排出体外[28]。
乌头生物碱是附子药理活性和毒性的主要化合物，Zhang等[29]发现肠道菌群利用丰富的酶体系，通过脱酰基、酯化和去甲基等代谢方式将乌头碱转化为去乙酸乌头碱和脂乌头碱等单脂型或脂类生物碱，研究表明此类代谢物具有与乌头碱等同的药理活性，但毒性远小于乌头碱，同时由于水解过程增加了大量羟基等极性基团，水溶性更高，利于体内转运和代谢[30]，实现了附子、川乌等毒性中药的“减毒增效”。传统中药雄黄的主要成分为二硫化二砷，其中砷作为一种公认的有毒元素，可引发急慢性中毒与癌变，严重威胁人体健康。雄黄为难溶化合物，其中的无机砷可转化为可溶性砷进入血液循环，对比研究发现正常大鼠相较于伪无菌大鼠，在给药8 h后，前者尿液中砷的排泄量、排泄率明显高于后者，据此可推测肠道菌群能加快砷通过尿液排出体外的进程[31]。此类通过肠道菌群加快中药毒性副产物代谢的减毒机制，可能是实现雄黄、砒石等含砷类矿物药材“减毒保效”的新路径。
肠道菌群对中药的“发酵机制”，让中药在提升药效和降低毒性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而二者间存在的双向调节关系使得中药对肠道菌群的稳态维持、肠黏膜屏障保护及肠道免疫功能强化起着关键作用。
2 中药对肠道菌群的调控机制
2.1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增加有益菌及有益菌群代谢物
中药通常含有许多不同化学类别的化合物，如类黄酮、多糖和皂苷等，这些天然化合物可以作为益生元，促进有益肠道微生物的生长，或直接抑制某些有害微生物的生长[32]，如肉桂油可以抑制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生理活性[33]。对于盐酸林可霉素诱导的肠道菌群失调的小鼠模型，黄连水煎剂可以促进双歧杆菌、乳杆菌等重要的生理性菌群的生长[34]。枳实导滞汤通过减少厚壁菌门，增加拟杆菌门（厚壁菌门与代谢疾病呈正相关，拟杆菌门则与其呈负相关），优化了肠道微生物结构，有效地减轻了高脂饮食诱导的非酒精性脂肪肝小鼠的炎症反应[35]。
在结肠中，肠道菌群可以代谢小肠中逃逸吸收的物质，并产生一系列代谢物，如短链脂肪酸、维生素、次级胆汁盐。这些生物代谢物通过充当信号分子、能量和营养资源，对肠道的免疫稳态、能量代谢及大脑行为等生理过程产生广泛影响[36]。灵芝提取物通过调节肠道微生物群（如普雷沃氏菌、消化链球菌等）及提高盲肠丙酸盐和丁酸盐水平来缓解与肥胖相关的代谢紊乱[37]。羟基红花黄色素A可以在拟杆菌、厚壁菌等微生物的作用下转化为短链脂肪酸，进而改善结肠上皮细胞的完整性和功能、提高胰岛素敏感性和能量消耗、抑制促炎因子的产生等[38]。对于吲哚类活性成分则可在生孢梭菌和大肠杆菌的分解作用下代谢成吲哚乙酰甘氨酸、血清素等吲哚衍生物，该生物代谢过程与脑肠轴有关，调节促炎和抗炎基因的表达[39]。
2.2 保护肠黏膜屏障，防止病原物质侵入
肠黏膜屏障是肠道中高度选择性的屏障系统，可以防止病原物质的侵入，阻止细菌和内毒素在肠道腔内的迁移。肠黏膜物理屏障，又称为机械屏障，是防止有害物质渗透肠黏膜的前线屏障，主要由肠黏膜上皮细胞紧密连接组成。丁香酚可以通过刺激微生物增加内部黏液层的厚度进而增强黏膜屏障，抵御病原体和疾病入侵[40]。杨胜等[41]发现大黄可清除胃肠道中的腐败物质，增强肠道蠕动，抑制肠道内毒素的转移和吸收。邓天好等[42]研究半夏泻心汤对脾虚便秘小鼠肠黏膜和肠道菌群的影响时，发现小肠绒毛完整性及杯状细胞固有层紧密性得到恢复，隐窝深度浅化，有利于受损肠黏膜的更新和修复。研究发现桑叶多糖可以增强闭合蛋白和紧密黏连蛋白-1等基因表达，缓解肠绒毛损伤，同时产丁酸盐细菌丰富度的上调和真杆菌与拟杆菌门比值的下调也可以通过桑叶多糖实现[43]。
肠黏膜化学屏障由各种化学物质组成，如肠黏膜上皮细胞分泌的黏液、黏蛋白、各种消化酶和溶菌酶，及肠道菌群分泌的抑菌物质等。此类分泌物可改变病原菌的攻击部位，干扰细菌的定殖能力，具有抑制细菌和调节肠道环境的作用。目前专注于中药修复肠黏膜化学屏障的研究较少，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黏蛋白。七味白术汤可促进嗜黏蛋白阿克曼菌通过特异性降解O-聚糖来利用黏蛋白，而不破坏内部黏液层屏障的完整性[44]，此过程与黏液合成相协调，构成了动态、稳定的黏液结构[45]。三叶草因子3（trefoil factor family3，TFF3）是杯状细胞分泌在黏液层的一种成分，有助于黏膜修复和内容物更新[46]。研究发现大黄提取物可促进杯状细胞代谢，增加黏蛋白2和TFF3的密度，从而增强地芬诺酯诱导的便秘小鼠模型中黏液层的黏度和功能[47]。
2.3 调节相关免疫细胞，增强肠道免疫功能
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secretory immunoglobulin A，sIgA）由肠黏膜中的浆细胞合成和分泌，是体内分泌最多的免疫球蛋白。sIgA可以削弱抗原物质的侵袭和定殖能力，还可以促进吞噬细胞对抗原的吞噬作用[48]。研究发现小檗碱可以通过增加sIgA的表达、降低中性粒细胞、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和自然杀伤T细胞的浸润、调节肠道调节性T细胞/辅助性T细胞17（helper T cell 17，Th17）平衡来缓解葡聚糖硫酸钠诱导的慢性结肠炎[49-50]。绿原酸可能通过抑制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信号通路，导致抑制结肠中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和CD3＋T细胞的浸润[51]。经研究表明齿双歧杆菌可以刺激免疫细胞分泌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和IL-1，从而促进B淋巴细胞和T淋巴细胞的分化和成熟、增强自然杀伤细胞的杀伤力[52]。王庭祥等[53]研究发现海带多糖可显著增高小鼠肠黏膜组织中sIgA的活性，且随着海带多糖剂量的递增，其活性呈现出明显的增强趋势。由此推测，海带多糖对小鼠免疫功能的调节作用，极有可能是借助肠道菌群来实现的。
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下，中药与肠道菌群相互调控机制得到了清晰阐释，中药凭借多成分、多靶点的整合调节特性，在重塑肠道菌群结构、调节肠道微生态的同时，极有可能通过肠道菌群介导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和代谢产物等途径，引发级联反应，对远端靶器官如肝、脑、肺和肾等的生理功能与疾病进程产生系统性影响。
3 中药治疗疾病时的菌群–肠–器官轴
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失调不仅影响肠道健康，还可能通过复杂的信号通路影响其他远端器官的功能（如肝、脑和肺等），这种肠道及其菌群与各种器官之间的通讯机制，称为“肠-器官轴”[54]。如肠道菌群的变化与肺部疾病（如哮喘）的迁移模式被称为“肠-肺轴”[55]，与关节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迁移模式称为“肠-关节轴”[56]。
3.1“微生物群-肠-脑”轴
“微生物群-肠-脑”轴是肠道和大脑之间的双向信息交换系统，是整合和调节大脑和肠道功能的重要途径。中医“心与小肠相表里”的概念涵盖了大脑（在中医学中被隐喻为“心”）与肠道之间错综复杂的生理联系，体现了中医“整体观念”中身体机能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的。相关概念扩展到中枢神经系统和肠道菌群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中药可以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来调节肠道微生态环境，有助于缓解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达到治疗目的。
肠道菌群正在成为中药治疗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包括失眠、焦虑、抑郁、阿尔茨海默病和中风等）的新靶点[57-58]。研究表明肠道细菌细胞中存在苯丙氨酸-酪氨酸-多巴胺合成途径。Wang等[59]发现与单独使用小檗碱相比，细菌与小檗碱组合治疗帕金森小鼠效果更显著，研究提示小檗碱可能通过促进二氢生物蝶呤转化为四氢生物蝶呤来增强酪氨酸羟化酶的活性，并促进肠道细菌产生左旋多巴。肠道菌群中某些微生物（如乳酸杆菌）具有合成和释放神经递质和神经调节剂的能力，这些神经调节因子对大脑发育有显著影响[60]。对于抑郁症，酸枣仁汤提示可以通过调节益生菌与病原菌的比例，增加代谢物（如丙酸、丁酸）含量，利用“微生物群-菌-脑”轴发挥抗抑郁作用[61]。相关潜在机制见图1。
3.2“微生物群–肠–肝”轴
中医上存在“肝与肠相通”理念，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逐渐认识到了肝脏和肠道之间的内在结构和功能联系，它们能够通过胆管、门静脉和循环系统实现相互交流。如肝脏通过胆管将各种物质，包括胆盐（信号分子）、抗菌分子（如sIgA）和肝脏产物（如乙醛和丁酸）运输到肠腔。由大黄、桃仁、蟅虫组成的下瘀血汤可以通过增加肝癌大鼠的肠道菌群数量来促进胆盐水解酶的产生，使得原代胆汁酸水平升高，随后刺激肝脏中自然杀伤T细胞产生γ干扰素，从而发挥抗癌作用[62]。这种利用胆汁酸作为信使调节肝脏中CXCR6＋自然杀伤T细胞的免疫治疗是一种对抗肝癌的新型策略。对于肝硬化腹水大鼠模型，四君子汤可提升肠道黏膜中Claudin-1基因（紧密连接蛋白原纤维形成相关）的表达水平，强化肠道黏膜屏障功能，有效缓解血清脂多糖对肝脏造成的二次损伤[63]。相关潜在机制见图2。
3.3 “微生物群–肠–肺”轴
“微生物群-肠-肺”轴涉及肠道菌群及其代谢物的相互调节途径，该机制通过调节免疫信号通路和改变淋巴细胞及炎症因子的活性来影响肠道和肺部的生理状态。研究表明，肠道菌群生态的改变与各种肺部疾病的发展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如抗菌药物引起的肠道菌群破坏会增加身体对肺炎和辅助性T细胞2（helper T cell 2，Th2）诱导的哮喘的易感性[64]。痰热清胶囊可降低结肠屏障受损小鼠的杯状细胞损伤，缩小肠道炎症面积，缓解肠道屏障损伤，同时通过调节免疫细胞、抑制病原体复制等途径降低对肺组织细胞损伤[65]。鱼腥草多糖已被证明可以改善免疫和肠道屏障，相关作用途径为抑制肺中炎性因子的释放和Toll样受体4（Toll-like receptor 4，TLR4）/NF-κB通路的表达、增加肠道有益菌的数量、增加sIgA的分泌和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可提高感染甲型流感病毒H1N1的小鼠的存活率[66]。相关潜在机制见图3。
3.4 “微生物群-肠-肾”轴
肾病发病机制为肾功能下降导致毒素排泄减少，蓄积的毒素破坏肠道菌群平衡和肠道屏障造成“肠漏”，脂多糖及肠源性毒素入血，激活炎症反应加剧肾脏损伤，同时，紊乱的菌群进一步生成更多毒素，形成“肾功能恶化-毒素蓄积-肠道失衡-毒素再增加-肾损伤加重”的恶性循环。在中医理论视角下，慢性肾衰多源自脾肾虚损，脾失健运，肾失气化，湿浊与瘀血相互搏结，蕴而成毒。依据中医“邪有出路”的治疗原则，临床常以通腑泄浊中药为主进行论治。钟瑜萍等[67]研究发现大黄-黄芪配伍对慢性肾功能衰竭大鼠的肠道黏膜保护作用表现为：一方面，减轻肠道黏膜损伤；另一方面，提升肠黏膜中闭合蛋白的相对表达量，降低肠道黏膜的通透性，抑制内毒素与菌群的易位现象，进而维持肠道屏障功能的稳定。相同地，通腑泄浊中药也是通过增强肠道屏障降低D-乳酸、血肌酐、尿素氮等肠源性毒素改善慢性肾衰[68]。因此，保护肠道屏障功能与降低肠源性毒素水平是肾病治疗的新视角，既能从源头控制致病因素，也为延缓肾病进程、改善患者预后开辟了全新路径。相关潜在机制见图4。
4 肠道菌群研究在中药研究中面临的挑战
4.1 “万能现象”
高通量测序等技术为肠道菌群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使研究者能深入分析肠道菌群结构和功能变化，更易发现中药与肠道菌群的关联，肠道菌群领域研究成果爆发式增长。研究证实中药可调节肠道菌群，改善相关疾病，这使研究者对肠道菌群在中药研究中的作用关注度极高。中药作用机制极为复杂，涉及多系统、多环节，研究难度大[69-70]。将其与肠道菌群联系起来，可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问题，便于研究和理解，这导致部分研究者过度依赖肠道菌群这一相对集中的研究方向；或为跟进领域研究热点，可能会更多地从肠道菌群角度开展研究，而忽视了其他可能的作用机制。如参苓白术散常用于治疗脾虚泄泻等。在研究其作用机制时，一些研究只关注到参苓白术散可恢复肠道微生态平衡，改善肠道屏障功能，就将其治疗作用主要归因于对肠道菌群的调节[71]。然而，参苓白术散中的人参、白术等成分还可能通过调节胃肠激素分泌、增强胃肠蠕动等方式来改善消化系统功能，这些作用机制在研究中可能被简化或忽视，需要进行更加完善的补充。
4.2 双向动态分析缺失
在中药研究进程中，肠道菌群与活性成分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相互作用仅限于单向研究，双向研究的匮乏成为阻碍该领域深入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临床研究中，使用小檗碱治疗肠道菌群失调相关疾病时，可观察到患者肠道菌群结构向有益方向转变。但遗憾的是，研究往往并未深入探究被调节后的肠道菌群如何反作用小檗碱及其代谢产物在体内的药动学过程。这种仅停留在单向研究的现状，使得肠道菌群与中药活性成分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极为片面。中药作用机制的复杂性决定了肠道菌群与中药活性成分之间必然存在着复杂的双向动态调节关系。只有开展全面的双向研究，才能真正揭示中药在体内发挥作用的完整过程。
4.3 缺少因果关系验证
尽管从肠道菌群的角度下理解中药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仅建立了关联关系，“浅尝辄止”式的研究并没有深入挖掘肠道菌群与中药之间的因果联系。以黄芪为例，研究发现黄芪能调节肠道菌群，增加有益菌丰度，改善肠道屏障功能，但黄芪调节肠道菌群的具体分子机制目前仍不清楚。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检测技术，16S rDNA基因测序技术是目前肠道菌群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技术，虽然这种检测方法克服了传统培养方法的局限性，可以提供从门到属水平的相对丰度，但无法识别种水平菌群的具体变化，限制了研究者识别受药物特异性调节的菌株和相关代谢物，进而缺乏细致的因果关系。
此外，缺乏监测中药调节肠道菌群后的长期影响和稳定性也是一大问题。如在研究中药治疗炎症性肠病时，虽然短期内观察到中药可调节肠道菌群缓解炎症，但随着时间推移，肠道菌群是否会再次失衡，中药对肠道菌群的调节作用是否稳定，这些都需要长期追踪研究。只有通过纵向研究，才能全面评估中药基于肠道菌群调节的长期疗效和安全性，为中药的临床应用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4.4 临床转化存在难点
人体肠道菌群具有显著的个体特异性，不同个体肠道内菌群的种类、丰度及代谢功能存在极大差异，异质性导致了中药干预效果难以统一，如对于肠道内拟杆菌属丰度较低的个体，服用以多糖为主要成分的中药时，由于缺乏能够分解多糖的菌群，药物难以被有效代谢，从而影响治疗效果。
当前对中药与肠道菌群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大多对单一成分或部分途径展开，由于中药复方多成分、多靶点的特点及协同作用机制的模糊性，使得从系统生物学的角度全面阐释中药复方与肠道菌群复杂调控网络存在困难。但中药复方各成分对疾病发展的多环节具有综合疗效，这是其区别于单一药物的关键优势，深入研究中药复方协同作用仍极为必要。
5 结语与展望
肠道菌群研究在中药领域研究如火如荼，但仍面临一些挑战，可以通过（1）制定涵盖多种指标的评价体系，不仅包含肠道菌群相关指标，如菌群种类、丰度、代谢产物等，还纳入机体生理生化指标、细胞分子水平指标等；（2）利用基因组学、代谢组学等技术，对肠道菌群和中药成分在体内的动态变化进行长期监测，识别关键功能菌，寻找内源性共代谢物；（3）采用敲除、过表达等分子生物学技术，验证肠道菌群与中药作用之间的因果关系；（4）建立从动物实验到临床试验的转化研究平台，在动物实验取得初步成果后，快速、科学地向临床研究过渡。
中国的“和谐”哲学思想是中医防治疾病的中心指导方针，具体体现在肠道菌群方面，表现为中药与肠道菌群相互作用，通过菌群-肠器官轴作用机制发挥治疗疗效。中药成分复杂，口服后肠道菌群能对其代谢转化，影响药效与体内过程；肠道菌群参与人体多项生理功能，与疾病密切相关。中药可调节菌群平衡，这与中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等理论高度契合。包括肠道菌群在内的有机体观点为全面管理人类健康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系统概念，未来需要进一步设计实验验证，如中药靶向肠道菌群的直接微生物分析，及肠道菌群的精确研究模型的开发，进一步揭示中药与肠道菌群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提供新的见解并指导基于中药理论的药物开发。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参考文献（略）来 源：周伟俊，杨文蓉，刘晓凤，徐鑫瑞，凡 迅，徐玉玲．中药-肠道菌群互作在疾病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J]. 中草药, 2025, 56(11): 4080-4089
脾阴和甘味的秘密～中医抗病毒原理精要回顾与总结(3)
原文链接 2025年6月30日
引言：中药高度的靶向性与糖结构和肠道菌群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根据现代医学对消化系统的认知，淀粉、蛋白质、脂肪等营养成分在小肠部位就被消化成小分子并完成吸收了，大肠仅对水分、维生素、矿物质作些补充吸收而已，主要分布在大肠尤其结肠部位的肠道菌群在消化吸收方面的作用似乎可有可无。倘若如此，鉴于有活性的生物大分子都会被消化成小分子而丧失活性，利用中草药调节人体生理活动的中医是难以理解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将现代生物化学、药理学、微生物学等的研究成果与中医的理论实践结合起来，不难发现肠道菌群不仅是消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可能是最核心的部分，关于肠道微生物的现代研究正在揭示这一点。
数千年的中医理论和实践证明，自然界生物合成的大量生物化合物确有免疫和生理调节作用，中医正是利用其调节人体生理活动和抗击疾病的系统科学。在这套体系的运作中，糖结构和肠道菌群发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现代研究表明，糖类不仅能提供能量，还是信息的载体。自然界的生物化合物广泛地引入糖结构修饰来携带信息和精准定位调节对象；糖结构修饰产生的稳定性还使许多生物大分子不能被人体的消化液暴力拆解，而要借助肠道菌群的精细拆解才能消化，这为其发挥生理调节功能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意味着如果没有肠道菌群，生物大分子的生理调节作用或无从发挥。
中医的“甘入脾，甘补脾”理论巧妙地揭示了消化系统的上述秘密，也揭示了现代医学对于消化系统认知的巨大的盲区和偏差。中医所谓的“脾”，最核心的构成是肠道菌群，肠道菌群以人体消化酶不能消化的多糖或低聚糖膳食纤维为食物，这些膳食纤维具有不同程度的“甘味”，携带着生物信息、能量和免疫调节功能，在肠道菌群“精细拆解”的消化模式下释放微量营养素和生物化合物，对人体产生免疫、调节作用和组织修复功能，为人体高效抗击各种疾病提供了物质支持。
为理解上述机理，本文在总结回顾此前发布的多篇微信文章的基础上，从脾阴的概念入手，逐步剖析肠道菌群和糖类成分的作用，揭示中医“甘入脾，甘补脾”理论的内涵和科学性，并对中医“过甘伤脾”的理论作出阐释，希望对深刻理解中医的科学性有所帮助。
● 中医的脾阴概念解析
脾阴属阴精范畴，中医认为，五脏是藏精之所，这里的“精”是指阴精，心、肝、脾、肺、肾所藏之精分别为心阴、肝阴、脾阴、肺阴、肾阴，阴精具有濡养脏腑、平衡阴阳的作用，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还与人体生长发育、脏腑功能密切相关。脏腑的阴精与阳气互根互用，阴精不足时会出现虚热，阳气不足时会出现气虚，两者都会导致脏腑功能失调。
精有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的划分，先天之精来源于父母，藏之于肾；后天之精来源于水谷精微，由脾胃运化生成，藏于五脏，可充养先天之精。
中医谓“阴成形，阳化气”。这里的阴是指阴精，不是指阴液。可以说阴精是能量物质的收藏状态，阳气是能量物质的释放状态。阴精与阳气的关系好比灯油和灯火的关系。当脏腑储藏的阴精被消耗殆尽，脏腑的功能就无法正常运转，脏腑的组织结构也无从维系。
所以，脾阴和脾阳共同维系着脾功能的运转，脾阳如灯火，决定脾功能运转的功率；脾阴如灯油，决定着脾功能运转的持续性。
五阴与五液有别 中医的五液是指汗、涕、泪、涎、唾五种液体，分别对应心、肺、肝、脾、肾，属于津液的范畴。
阴精比津液更为高级。津液有濡润的作用，而阴精有濡养的作用，故五脏之阴与五液相比含有更多的营养物质，可以支持脏腑修复和功能运转。
脾阴与脾湿不同 脾湿不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是脾功能运转失常的一种表现，多与肝功能失常或气机失常有关。大便燥结和大便溏稀这两种常见的脾失健运，分别指向了脾阴不足和肝功能失常两种不同的症结。
脾阴的重要功能 脾阴具有滋养脾脏、运化水谷、濡养肌肉的作用，与脾阳共同维持脾的运化功能。脾阴不足时，可能出现口干、食欲不振、大便干燥、肌肉消瘦等症状。
脾阴的概念争议 一般认为，脾阴与他脏之阴有异，脾阴是脾脏的阴液，即水谷精微所化生的营血、津液、脂膏之类。还有人认为，广义的脾阴不仅包括脾的血液、津液和消化液，还包括现代医学中的胰液、胰岛素等消化液。
与其他脏腑之阴相比，脾阴容易出现亏虚的情况，例如饮食不足、劳倦过度、久病虚损、长期脾胃失调、饮食偏嗜、积滞生热、郁怒灼伤津液，暑、燥、火邪耗伤阴津，吐泻太甚、过用发汗药、利湿药，都可能致脾阴虚。陈修园认为，治阴虚者，当以滋脾阴为主。张锡纯曰：“脉数者必是脾阴受伤。”可见脾阴虚与阴虚有密切的关联。
根据中医理论，血液和津液都不属于阴精范畴，而现代医学所谓的胰液、胰岛素等消化液，与脾功能运行密切相关，却没有濡养“脾”的作用，相反胰液、胰岛素分泌过度可能损伤“脾”，糖尿病就是典型的例子。
对脾阴的具象化认知不足难免对脾胃疾病的治疗带来局限性。唐容川在《血证论》中曰：“李东桓后，重脾胃者但知宜补脾阳，而不知滋养脾阴，…，譬如釜中煮饭，釜底无火固不熟，釜中无水亦不熟也”。在治疗燥结黄疸时，后世医家设计的甘露消毒饮有大队的补阴药，却惟独没有补脾阴的药物，这势必带来壅滞之弊，对燥结黄疸的治疗效果远不如猪膏发煎。
● 脾阴概念的微观探讨
▼脾阴是肠道菌群的培养基
既然肠道菌群是“脾”的核心组成部分，那么能够滋养肠道菌群和保护肠道组织的肠道黏液显然更接近“脾阴”角色。
肠道黏液肠由上皮细胞分泌，在肠上皮和肠道菌群之间形成黏液层，该黏液层滋养着肠道菌群，也保护着肠上皮，对维持肠道健康至关重要。资料显示，肠道黏液主要由两类糖化黏蛋白组成，其限制细菌和肠上皮接触，是肠道的第一道免疫防线，也为菌群提供营养和黏附点。肠道黏液就像是细菌的培养基，对肠道菌群的生存发展影响显著。
肠道黏液提供的“湿性”环境对肠道菌群的功能发挥也有重大的影响。肠道菌群能够将纤维素等分解为小分子物质，很大程度是靠水解酶的作用。水解酶是各种微生物普遍具有的酶，包括多糖酶、双糖酶、蛋白分解酶、脂肪酶等，其作用是促进各种有机物的分解。故微生物的生存离不开“湿性”的环境，肠道菌群发挥消化功能离不开肠道黏液，当肠道黏液枯竭时，肠道菌群会缺乏水分而影响生存和消化功能。
当人体摄入的膳食纤维不足时，肠道菌群主要靠黏液层获取营养，时间长了会削弱肠道的黏液层，严重时危及肠上皮结构，可能使肠道消化酶进入肠腔启动自身消化反应，引发肠源性脓毒症、急性肺损伤和多脏器衰竭。
▼肠道菌群弱可致脾阴不足
肠上皮细胞和肠道菌群有相互作用的关系，肠道菌群可刺激肠上皮细胞分泌肠道黏液，并为之提供能量和营养物质；肠道菌群受损也可影响肠上皮细胞的肠道黏液分泌和营养物质吸收，时间长了就会使人体出现阴虚体质，表现出消瘦、便秘，阴虚火旺等症状。
肠道菌群缺失可能导致脾阴不足的典型例子是新生儿黄疸。新生儿是指出生28天的婴儿，其最常见的疾病是新生儿黄疸，发病率高达30%-50%。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人和动物的胎儿在分娩前是无菌的，胎儿分娩接触产道和外部环境后数小时新生儿体表和肠道才开始有细菌出现，经过相当长时间才逐渐形成肠道菌群系统。在此过程中，儿童易出现脾阴不足的症状，诸如夜啼、惊风、多汗、疳积和积食发热等，从中医角度看均与脾阴不足有关。小儿脾阴虚是其体质特点，这大概率是肠道菌群缺失所致。根据《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脾阴严重受损可必然引发黄疸，故新生儿容易黄疸发作。
肠道菌群弱导致脾阴虚，与肠上皮细胞需肠道菌群分解的产物滋养有关。现代医学研究揭示，肠道菌群对纤维素、抗性淀粉等膳食纤维代谢后会产生短链脂肪酸等活性代谢产物，如乙酸、丙酸、丁酸等，这些短链脂肪酸参与上皮细胞的能量代谢和基因表达，维护上皮细胞的完整性和功能，促进黏膜炎症修复。换言之，肠上皮细胞结构和功能的维护，有赖于肠道菌群对膳食纤维的消化。如果肠道菌群受损或人体摄入的膳食纤维不足，就可能使肠上皮细胞缺乏足够的营养和能量，影响其分泌肠道黏液的功能。
● 脾阴受损的后果分析
在日常生活中，脾阴的过度消耗是容易发生的事。脾阴消耗后如不能及时得到补充，会使肠道组织和肠道菌群缺乏滋养，时间长了可能出现肠漏症，就像河道干旱久了会裂开一样。
脾阴虚的典型症状有食欲不振、腹胀、口干、大便干结、面色萎黄、神疲乏力、形体瘦弱、舌红苔少、脉细数等，其影响主要有如下方面：
一是脾失健运脾阴受损后，肠道菌群缺乏肠道黏液的滋养，消化功能自然受到影响，可能出现腹胀、纳呆等脾失健运的症状。
二是阴虚血虚 脾失健运后，水谷精微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不足，时间长了会出现阴虚、血虚症状，如口干舌燥、疲倦乏力、大便燥结、脉细数、形体瘦弱、肌肉萎缩、皮肤干燥等，免疫机能也会相应下降。
三是虚不受补脾阴虚的时间过长，肠道菌群和肠道上皮细胞都因缺乏滋养而受损，消化、吸收功能将大大下降，摄入的营养物质难以被消化利用，会出现“虚不受补”的症状，此时除了补脾阴药物，其他补阴药都难以消化而有“壅滞”之弊。
四是损伤肠道 脾阴受损后，肠道菌群缺乏滋养，其分解膳食纤维产生短链脂肪酸等代谢产物也会不足，肠道上皮细胞缺乏营养而难以维系正常的组织结构和功能运转，时间长了会造成肠道上皮损伤，严重时可出现肠漏症、过敏症和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五是引发黄疸 脾阴严重受损可必然引发黄疸。这是因为脾阴严重受损会使肠道菌群和肠道上皮细胞受损，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能力大幅下降，摄入的营养物质只能消化吸收很少的一部分，血液和津液的生成量大减，肝阴、肝血均严重不足，肝脏会出现血瘀症状，代谢热也不能及时清理，影响肝脏的正常运转，导致肝胆气郁，胆汁无法正常排入肠道而逆行入血，同时白蛋白合成不足又会加湿气造成小便不利，逆行入血的胆红素无法从尿液排出而被迫泛溢肌表利用皮肤排毒，故而会引发 “黄疸”。
由此可见，脾阴受损的后果是广泛的，且负面影响会逐渐扩大、加深。到了损伤肠道的时候，有可能出现过敏和各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引发黄疸时，表明脾系统的损伤扩大到肝系统，严重时可能导致大量肝细胞死亡。
● 补益脾阴的药理解析
中医认为，润者可以滋阴，味甘可以入脾，故味甘而润者可以补脾阴。润的最高境界是黏腻，黏腻味甘者补脾阴效果较佳。从微观的角度看，黏腻是糖结构的特性，味甘说明含有糖类成分。
在数量庞大的中药里，能够补脾阴者屈指可数，最常用的是大枣、山药，此外猪油、粳米粥油、蜂蜜也有补脾阴的功效。
大枣是补脾阴的代表性药物，在张仲景的方子中，大枣的出场率很高。中医认为，大枣味甘性温，其津液浓厚滑润，能滋养血脉，润泽肌肉，强健脾胃，固肠止泻，还能调和百药，缓解猛药的彪悍之性，使不伤脾胃。
大米粥也可以补脾阴，尤其是熬出了粥油的粳米粥，粥油味甘而黏腻，补脾阴的效果更好。到秋冬季节容易便秘者，可用芋头大米煲粥治之。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治疗阳明气分热的白虎汤，特意用粳米代大枣。
山药可补五脏之阴，是补阴药物中功能较全面者。山药味甘而汁液黏腻，补脾阴的效果相当好。山药中的黏液是多种糖蛋白质的混合物，主要成分为黏蛋白和甘露聚糖。由于山药有补脾阴的作用，故用山药补阴无壅滞之弊，非常适合为虚弱的病人补阴。张锡纯指出，薯蓣粥“治阴虚劳热，或喘，或嗽，或大便滑泻，小便不利，一切羸弱虚损之证”。张锡纯在使用白虎汤或其变方时，喜欢用山药代替粳米，认为以生山药代粳米见效更速。
猪油味甘黏腻，归脾、胃、大肠经，可以滋阴润燥，滋养五脏。多种证据表明，猪油可以大补脾阴。例如，小儿疳积、厌食、脾胃虚弱，身体消瘦，皮下脂肪层很薄，民间用挑四缝的方法，挑完后用猪肥肉煮水给小孩洗个热水澡，很快小孩就胃口大开了。阴虚便秘者，用猪油炒大白菜当饭吃，第二天大便就好了。脾胃虚弱、食欲不振、身体瘦弱者可吃猪油改善食欲，提高抵抗力；吃猪油炒的菜，人干活格外有力气，故农村人又将猪油称为大油；猪油还可治五种疸疾，以及疸疾带来的水肿。
猪油是猪的脂肪炼成的。猪的脂肪层、腹腔内的板油和水油，就相当于人体的三焦系统。大医家张锡纯认为，三焦是包裹在五脏六腑外面的油网，内通五脏六腑，外连四肢皮下脂肪，构成人体庞大的水液运输系统。猪油可促进津液的流动，加上本身的流动性，可以带走郁热促进阴阳的平衡。由于这些特性，猪油不仅可以滋养五脏，为组织器官的修复提供营养和能量支持，还可以在高热条件下保护组织器官，这与“油多不坏菜”的机理是相通的。
味甘而黏腻者能够补脾阴，很大程度是能改善肠道菌群的生存状态，若同时能直接滋养肠上皮细胞，效果会更好。
以猪油为例，猪油有独特的脂肪酸构成，含丰富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和中链脂肪酸，能为肠道提供优质的能量来源，同时促进肠道内有益菌的繁殖。多项研究表明，适量食用猪油能够显著改善肠道菌群的多样性，促进有益菌的生长，例如猪油中的脂肪酸组成能够选择性地促进拟杆菌门细菌的生长，这种独特的选择性促进作用是其他烹饪油脂所不具备的。研究还发现，猪油中的某些成分能够刺激肠道产生短链脂肪酸，这些物质能够刺激调节性T细胞，抑制过度炎症反应；猪油中还含有一种名为硬脂肪的脂肪酸，能够有效减少肠道炎症，修复肠道屏障功能。由此可见，猪油对改善肠道菌群和肠道上皮细胞的生存状态均为有益，在补脾阴方面有独到之处。
● “甘补脾”的微观机理
中医的“甘入脾，甘补脾”理论藏着消化系统的重大秘密，这与糖类成分和肠道菌群的作用有关，理解其内涵有助于认识中医理论的科学性。
▼甘味药食可改善肠道菌群和肠功能
中医谓“甘味入脾”，故中医通常用甘味药保护和修复脾胃，甘草、大枣、饴糖都是保护和修复脾胃的常用中药。
现代研究发现，许多甘味物质如多糖、低聚糖等可直接或间接影响肠道菌群的组成和代谢，从而改善肠道微生物生态。例如，黄芪多糖、茯苓多糖、山药多糖可作为益生元，被双歧杆菌、乳酸菌等有益菌发酵利用，提升益生菌丰度，改善菌群失调；大枣中的大枣多糖、低聚糖，可促进双歧杆菌生长，缓解便秘；蜂蜜中的果糖可选择性刺激益生菌增殖，抑制大肠杆菌、艰难梭菌等致病菌；甘草中的甘草酸、甘草黄酮有抗菌活性，能直接抑制金黄色葡萄糖球菌、幽门螺杆菌等病原菌，增加乳酸菌、双歧杆菌，抗溃疡性结肠炎。甘味药食还可调节菌群代谢产物，例如甘味药食发酵后可增加短链脂肪酸如丁酸、丙酸的产量，为肠上皮细胞提供能量，有抗击肠炎肠癌的作用，还可影响胆汁酸代谢，间接调控菌群平衡。甘味食物还提供能量，支持胃肠消化吸收功能，并通过味觉受体激活迷走神经，影响肠道的蠕动和消化酶分泌。
甘味药食的上述功能，与复杂糖类成分是肠道菌群的食物有关。
复杂的糖类成分是肠道菌群的专有食物。
糖类成分是产生甘味的物质基础，这些成分有极性大、结构复杂、分子量大的特点，消化难度相对较大。许多多糖和低聚糖不能被人体自身分泌的消化液所消化，而只能借助于肠道菌群消化。那些不能被人体消化酶分解的糖类成分（碳水化合物）成了肠道菌群的专有食物，被称为膳食纤维，包括可溶性膳食纤维如菊粉、果胶、低聚果糖、树胶、抗性淀粉等，及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如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等。中医的“甘入脾，甘补脾”理论，其微观机理是作为膳食纤维的多糖、寡糖能成为肠道菌群的食物，故对肠道菌群有补益作用，这种认知的超前性远远超越了现代消化学。
现代消化学认为，淀粉、蛋白质、脂肪的消化主要靠人体分泌的消化液，在小肠就完成了消化吸收。小肠中有胆汁、胰腺和肠腺分泌的大量的消化液，其中有消化糖类、蛋白质和脂肪的酶。在多种消化酶的作用下，淀粉、蛋白质和脂肪进入小肠后被彻底分解，变成可被细胞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有机物，如葡萄糖、氨基酸、甘油、脂肪酸。
例如，人体摄入的蛋白质的消化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胃内的初步分解，先是通过胃壁细胞分泌的胃酸使蛋白质变性、松散结构，便于酶分解；再由胃主细胞分泌的胃蛋白酶将蛋白质分解为多肽。第二个阶段是在小肠内深度消化，先是借助胰脏分泌的胰液中的多种蛋白酶（如胰蛋白酶、糜蛋白酶）将多肽分解为更小的肽链；再借助胰液中的羧肽酶和小肠上皮细胞分泌的氨基肽酶和二肽酶，将短肽分解为单个氨基酸和二肽。
肠道菌群绝大部分分布在大肠，尤其是大肠的结肠部位，这意味着淀粉、蛋白质、脂肪这些大宗营养素的消化吸收，与肠道菌群关系不大，而主要是人体肠道和消化器官的细胞完成的，大肠的主要作用是吸收少量的水、无机盐和维生素，而大部分的水分、无机盐和维生素是在小肠吸收，葡萄糖、氨基酸、甘油、脂肪酸也是在小肠。
由此可见，肠道菌群与人体的消化功能似乎没有关系，对于吸收的贡献也几乎可以忽略，这是现代医学对人体消化系统的认知，该认知与现代科学界对肠道菌群的微观研究严重不符，也与中医的观点偏差巨大。本文的分析表明，现代医学对人体消化系统的认知严重不足，没有肠道菌群的消化系统是极为低效的，复杂糖类成分往往携带特殊的生物信息，对人体的免疫、生理调节和组织修复能发挥重大作用，这种作用必须借助肠道菌群才能实现。
▼肠道菌群的消化功能是不可或缺的。
有人或许会问，既然人体能够分泌多种消化液来消化食物，完全凭自身力量消化食物不好吗，为什么需要肠道菌群呢？
站在人体设计的角度分析，单纯依赖消化液的消化系统将极为低效。
首先，人体消化液对营养物质的消化是一种“暴力拆解”模式，即不管生物大分子结构多么复杂，携带着多少生物信息，一律采取粉碎溶解的模式，无法消化的一律排出体外，这就会导致大量生物信息的丢失。此种模式下，从消化道摄入的生物活性成分会丧失生理调节功能，中药治疗将会失效。
其次，这种消化模式无法满足多样化的营养需求。人体细胞的种类众多，生理功能更是繁多，目前发现细胞的种类多达200多种，不同细胞执行不同的功能，仅肝脏的生理功能就多达1500多项甚至更多，如此多的细胞类别和生理功能，必然对营养物质产生大量个性化需求。除了葡萄糖、氨基酸、甘油、脂肪酸、维生素、矿物质这些通用营养外，还可能需要大量特殊的、专用的营养素。这好比社会众多主体对钢铁的需求，除了需要通用的板材和型材外，还需要大量的专用钢、特种钢和各种定制的钢器具。自然界动植物合成的生物化合物，如生物碱、黄酮、醌类、甾体、香豆素、木脂素、芬酸、萜类、鞣酸、吲哚、多糖等，研究发现有许多特殊的生物调节和营养功能。
第三，人体分泌的消化液种类和数量是有限的，如唾液、胃液、胰液、肠液、胆汁，单纯依赖消化液的消化模式将使人体的消化负担显著增加，可能需要大幅增加消化液的种类和分泌数量，会缩短人的寿命。
第四，没有肠道菌群的支持，肝脏的负担可能大幅增加。经消化液暴力拆解形成的小分子通用营养成分，有部分会被肝脏合成特定的营养成分。若无肠道菌群的支持，肝脏合成特定营养的负担将会显著增加，例如维生素K、B族维生素、短链脂肪酸、谷氨酰胺、丙氨酸等营养素，既可由肝脏合成，也可由肠道菌群合成。我们知道血浆中的白蛋白主要是肝脏合成，主要运送通用营养物质，其他血浆蛋白均为糖蛋白，运输特定的营养物质，其可通过糖结构精准定位于特定的组织细胞，以发挥特异性调节和营养功能。
第五，没有肠道菌群的支持，人体对食物的选择会大受限制，大量含多糖、低聚糖的食物可能难以消化而不耐受，消化系统的脆弱性、敏感性大增。
不难看出，没有肠道菌群，人体的消化系统会变得脆弱而低效。在自然界的高级动物中，还没有见到任何一种动物采取如此低效的消化系统设计，或者说采用如此设计的高级动物早就在自然竞争中被淘汰了。
中医的理论和实践表明，肠道菌群不仅是消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可能是最核心的组成部分，现代科学界对肠道微生物的研究正在越来越多地佐证这一点。传统中医对于人体消化系统的认知，显然远比现代医学更科学和更接近真理。
▼复杂的糖类有特殊的生理调节功能
中医实践和近年的生物化学研究发现，多糖和寡糖都具有重要生理功能，且很大程度或与糖结构携带生物信息有关。
中医对甘味药如甘草、蜂蜜、红糖、饴糖、大枣、山药等的运用表明，糖的作用远不只是补充能量那么简单，其在恢复脾胃功能、解毒、修复机体损伤和提升人体免疫力等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中医对甘味药的经典用途包括：解毒和调和诸药、保护和修复脾胃、缓解疼痛和挛急、修复疮口和溃烂、健脾和补益气血、祛除火毒和虚热。甘味药的诸多生理功能，与“糖”密切相关。其一：糖是能量的来源，有补气的作用；其二，糖是菌群食物，可强化消化功能；其三，糖是信息的载体，影响生物功能。
目前看来，所有与生物信息、生物密码有关的东西，似乎都与糖有关。无论是保障人体机能的运转，还是抗击病毒感染，糖类成分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每一个聚糖都有一个独特的能被蛋白质阅读，并与蛋白质相结合的三维空间构象，即糖密码。承载生命遗传密码的DNA和RNA中，也都含有核糖或脱氧核糖。糖与信息的承载、传导和识别密切相关。
糖结构携带信息具有重要的生理意义，使糖的作用超出了提供能量和为肠道菌群提供食物的范畴，在组织修复和机体调节方面可能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研究发现多糖类成分在生物体内参与多种生命活动，如细胞间信号传导、抗微生物的黏附与感染等。例如，血型是由血细胞表面糖蛋白和糖脂决定的，而不同血型的根本区别仅在于糖缀合物中的寡糖非还原端糖的种类和结构。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那些大分子生物化合物多有特定的糖结构，而糖结构是信息的载体，可以提供生物识别功能，将生化大分子指向特定的组织细胞或细胞的特殊阶段，以发挥特异性调节作用或营养功能。例如，大多数多糖类成分都有一定的免疫调节活性，大量药理试验证明多糖不仅能激活T、B淋巴细胞、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NK）、CTL淋巴细胞、LAK杀伤细胞、树突状细胞等免疫细胞，还能促进细胞因子生成，激活补体系统，促进抗体产生，以及对免疫系统发挥多方面的调节作用，这可能是多糖能与免疫细胞表面特异性受体结合引起免疫应答有关。
多糖类化合物广泛存在与动物细胞膜和植物、微生物的细胞壁中，有广泛的生理调节作用，有的参与免疫调节，有的能抗病毒、抗肿瘤，有的还能降血糖。例如，透明质酸是一种酸性黏多糖，有诸多的生理功能，能够润滑关节、调节血管壁的通透性、调节蛋白质和促进创伤愈合，还可以改善皮肤营养代谢，使皮肤变得柔嫩、光滑、有弹性。肝素也是一种酸性黏多糖，在动物的肺、心、肝、肌肉等组织中含量丰富，可抑制凝血酶原转变为凝血酶，还能阻止血小板的凝集和破坏，具有较好的抗凝血作用。
糖蛋白的寡糖链也在生命过程的细胞识别、信号传导和受体调节现象中扮演者重要角色，与机体的病变有密切关系。寡糖链的识别作用决定着糖蛋白的组装、转运、消化失活及分类储藏等。分子生物学研究发现，一些糖类和蛋白质或脂类形成的共价结合物，与细胞间信号传导和识别、个体发育以及重大疾病的发生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糖类和蛋白质或脂类形成的共价结合物称为糖缀合物。糖蛋白的寡糖链的缺失、变更或合成障碍，可导致很多先天性、后天性疾病的发生，这可能是寡糖链缺陷造成的信息传递障碍影响了某些生理功能的正常运行。
▼肠道菌群的消化和营养功能很重要
现代研究表明，肠道菌群有合成微量营养素和重要激素的功能。
例如， 90%的血清素由肠道里的肠道菌群合成，血清素可以调节人体的食欲、睡眠、性欲、心理和情绪，给人带来轻松愉快的感觉，而且是维持胃肠道功能的重要激素，缺乏血清素会导致人出现睡眠障碍、情绪焦虑、易发脾气、食欲和性欲降低等不良症状。
部分菌群如乳酸菌、双歧杆菌能合成神经递质前体多巴胺、γ-氨基丁酸（GABA），影响情绪和认知。人体50%的维生素K依赖肠道菌群合成，其对凝血因子活化、骨骼代谢、心血管健康有重要作用。肠道菌群还合成多种B族营养素，如维生素B1、B2、B5、B7、B9、B12。这些B族维生素参与能量代谢、神经功能和红细胞合成等。肠道菌群还通过发酵膳食纤维生成乙酸、丙酸、丁酸等短链脂肪酸，丁酸是结肠细胞主要的能量来源，有抗炎、抗癌的作用，丙酸有调节血糖和胆固醇的功能，乙酸参与脂肪代谢。
部分菌群还能合成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必需氨基酸，如色氨酸、苯丙氨酸等。随着研究的深入，还可能发现更多的微量营养素是肠道菌群合成的。
肠道菌群对多糖、低聚糖的消化可能采取了个性化的消化模式。
中医的治疗实践表明，人体的消化功能并不局限于消化液的“暴力拆解”模式，也不局限于对小分子营养物质的吸收，还可能有对生物大分子的精细拆解、有效吸收和灵活改造模式，使人体对生物化合物能够有效利用，肠道菌群的多样性或许是采用此模式的关键。
其一，人体有能力利用大自然的生物化合物对人体进行免疫、调节。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天然动植物合成的生物化合物对人体生理活动能够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中医数千年的治疗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生物碱大多具有生物活性，如鸦片中能镇痛的吗啡、麻黄中能抗哮喘的麻黄碱、黄连中能抗菌消炎的黄连素、金鸡纳树皮中能治疟疾的奎宁、咖啡豆中能兴奋神经和利尿强心的咖啡碱、香菇中能降血脂的香菇嘌呤、乌头中能强心止痛的乌头碱、雷公藤中能抗菌抗炎和活血化瘀的雷公藤碱等；黄酮类化合物能显著提升机体免疫力，许多黄酮类成分有止咳、祛痰、抗菌、抗真菌、抗氧化的作用，有的能护肝、解肝毒和治疗急慢性肝炎，有的还是临床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良药，有强心、扩张冠状血管、抗心律失常、降压、降血脂、降低血管的脆性，防治脑溢血和心绞痛等作用，许多黄酮类成分还具有抗癌作用；大多数醌类化合物具有抗菌活性，有的能致泻，有的能抗炎，还有的能抗氧化、抗抑郁、抗真菌，抗银屑病、杀原虫等，醌类化合物还有抗肿瘤的作用，一些醌类成分能抑制多种癌细胞；多酚化合物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活性，能与维生素C、维生素E等一起清除有害的自由基；鞣质有多种生物活性，包括收敛作用、抗菌、抗病毒、解毒作用、降压作用、驱虫作用等，常用中药五倍子、石榴皮和诃子，都是富含鞣质的中药，均具有很强的收敛功能；香豆素成分有多方面的生物活性，如抗菌、消炎、抗凝血、抗癌、扩张冠状动脉、治疗肝炎及白癜风等，秦皮、白芷、补骨脂、独活、茵陈、蛇床子等中药里都含有香豆素；木脂素成分的生物活性也十分广泛，包括抗肿瘤、抗氧化、抗病毒、抗菌、抗炎、肝保护和免疫抑制等；吲哚可提升肠道上皮细胞的功能，降低肠道炎症的发生，还能调节肠促胰岛素分泌，有助于保持动物的青春活力；甾体类化合物在生命活动中起着调节和控制作用，如调节性功能和生育的性激素，调节水盐代谢和糖平衡的皮质激素等。
有生物活性的大分子生物化合物常与糖结构结合的形态存在，这种修饰策略使之能携带信息与特定受体结合，产生针对特定对象的调节作用。糖苷化是自然界常见的修饰策略，广泛存在于植物、微生物和动物中，例如黄酮类化合物常与糖组成各种各样的黄酮苷类，如陈皮中的橙皮苷、黄芩中的黄芩苷等，糖苷化可以增加水溶性、稳定性和生物活性调控。除了糖苷化，生物界还有其他种类繁多的糖修饰策略，例如糖醛酸、糖醇、氨基糖、脱氧糖、糖蛋白、糖脂、糖核苷酸等。这些糖修饰在细胞信号传导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人类在现代的药物开发、营养学和毒理学等领域也在学习借鉴这些策略。
糖修饰产生的稳定性还使生物大分子不能轻易被人体消化液暴力拆解，而有机会被肠道菌群精细拆解。故而如果没有肠道菌群的消化，生物大分子的生理调节作用也可能无从发挥。而肠道菌群庞大的数量和种类，使之可能对种类繁多的生物大分子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精细拆解”消化模式。
其二，绝大多数生物活性成分不经肝脏处理和血液运输来发挥作用。
生物活性成分对人体的调节包括直接调节作用，或者被分解、代谢后的产物可能成为合成生理调节物质的前体。
根据中医药理，在数量极其庞大的天然药物宝库中，能够入血分者是极少的，故绝大多数动植物活性成分并不经肝脏处理和血液运输来发挥作用，中药副作用小，大多数中药不会产生肝、肾毒性与此不无关系。与之相比，几乎所有西药都要经过肝脏代谢，这是西药普遍有肝肾毒性的重要原因。
其三，中药普遍是有高度靶向性的药物，能够精准定位于病位组织。
中医治疗可以高度精准、高效的重要原因，是中药普遍具有高度靶向性，能精准定位于病位组织。中医药理和治疗实践表明，整个生物界似乎遵循着统一的糖密码，相似的组织结构有相似的糖化结构；如此就有望药物营养和组织的精准定位和匹配，“吃啥补啥”不是迷信，而是真正的科学。
有经验的中医可精准规划药物的运行路径和抵达位置，其中一个常用的策略是采用“药引”。例如，如果一个人左脚受伤，就可以用猪的左前脚作药引，实践证明这是科学有效的。猪的左前脚之所以能把药物引到人的左前脚，一个合理的解释是相似的生物组织有相似的糖结构，故用猪左前脚煎的药被人体服下后，含有糖结构定位信息的大分子生化物被肠道菌群拆解后，拆卸下来的糖结构可能与中药成分重新组合，故能引导药物精准抵达人体的左前角；同时一些大分子营养成分也可能通过肠道上皮细胞的“胞饮”作用被直接吸收到淋巴液中，在原有糖结构的指引下也抵达人体的左前脚。
甘草、蜂蜜、黄芪都是修复疮口和溃烂的常用甘味药。甘草对一切溃烂不愈之疮口，均有修复作用。对疮痈日久无力长肉愈合的，黄芪是常用药，黄糖也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这些药物可能不只是为溃疡伤口处的组织细胞提供了能量支持，还提供了糖结构的信息支持，助药物、营养精准抵达病位。
以上事实说明了肠道菌群在消化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第一个事实说明人体的消化系统在消化液的“暴力拆解”模式之外，还存在精细拆解模式，使人体能够有效利用生物化合物的特殊调节功能；第二个事实表明对生物化合物的有效利用并不是肝脏所为，而应是肠道菌群所为；第三个事实说明，肠道菌群对大分子生物化合物可能有改造重组的能力，例如将拆解下来的糖结构作为其他药物和营养成分的修饰（暂未猜想，有待微观研究验证）。
● “过甘伤脾”的秘密
中医谓“甘味入脾”、“甘能补脾”的同时，又谓“过甘伤脾”，这是否矛盾呢？其实不然。
这里所谓的“过甘”，并不是甘味食品吃得太多，而主要是吃得过甜，更准确地说可能是精制糖吃得过多。
糖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随着聚合度的增加，甜味是降低的。单糖具有甜味，二塘、三塘也具有不同程度的甜味，而大多数的多糖没有明显的甜味。糖类的另一个特点是，随着糖基数目的增多，在水中的溶解度逐渐降低，单糖、双塘易溶于水，低聚糖的溶解度低于单糖，而多糖的溶解度更低，有的只有在热水中才能成胶体溶液。甜度高的饮食，一般含有浓度较高的单双糖，容易被人体吸收。作为肠道菌群食物的多糖、低聚糖，甜度通常是不高的，故而“过甘”的饮食，可能使肠道菌群陷入缺乏食物、脾阴不足的状态，故而这类人群容易脾阴虚，糖尿病普遍有脾阴虚的典型特征。
“过甘”的饮食往往大量使用精制糖，将天然糖加工为精制糖的过程，会丢失大量重要的营养素，如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大量的生物活性物质，造成营养结构的失衡和高糖湿气的环境。高糖环境会导致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和艰难梭菌过度繁殖，促进白色念珠菌等机会性真菌定植，而双歧杆菌、乳酸菌等有益菌更依赖膳食纤维。所以，精制糖的过度摄入会恶化肠道的微生物生态。
肠道菌群的种类繁多，与膳食纤维的多样性及其所含营养成分的多样性有关，不同的菌种可能擅长拆解不同的结构和回收不同的营养成分，同时可能被不同的营养成分所滋养。如果没有多样化的膳食纤维，肠道菌群的生态多样化便可能受损，一些菌种可能减少乃至消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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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基于肠道菌群探讨中医内生湿邪的物质基础
陕西中医药大学期刊中心 2025年8月4日
基于肠道菌群探讨中医内生湿邪的物质基础
王晓羽1 侯佳佳2 李海龙1 马榕1 石慧联1 牛阳1，3，4**
1.宁夏医科大学，宁夏 银川 750004；
2.宁夏回族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宁夏 银川 750021；
3.宁夏少数民族医药现代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宁夏 银川 750004；
4.宁夏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宁夏 银川 750004
摘要: 湿邪是中医六淫外邪的致病因素之一，是引起疾病的常见因素，湿为重浊之邪，其性黏腻、停滞、弥漫。寄生在肠道内的微生物称为肠道菌群，他们相互依存，共同维持肠道及人体的生理功能，使其保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肠道菌群在人体免疫系统的调节、人体内微生态的平衡以及促进营养物质的吸收方面均起着重要的作用。内生湿邪与肠道菌群的紊乱密切相关，过多湿邪导致的肠道菌群失调会增加肠道的敏感性，打乱肠道内部的平衡性，增加机体致病的风险，因此，文章研究中医湿邪与肠道菌群的联系，以及两者之间的共同作用机制，为临床用药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 中医；湿邪；肠道菌群；微生物；消化系统疾病
近年来，肠道菌群作为治疗许多湿邪相关疾病的新靶点，临床研究逐渐增多。中医认为，脾失健运则聚湿生痰，痰湿内阻，则会影响肠道微环境，导致中焦脾胃的病变，湿邪为患，体内的肠道菌群亦会产生相应的变化，使得大量代谢废物和毒素在体内堆积，此为内湿；而外湿不仅是单纯的环境湿度过高所引起，微生物、病毒、真菌等数量过多也可导致外湿。但无论内湿还是外湿，均可能通过肠道菌群紊乱而引发疾病，发病隐缓不觉且多变。人体的肠道富含多种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共同维持肠道系统的平衡。通过协调人体内外的湿气，可有效调节肠道菌群，从而减少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生。
(01) 中医湿邪的研究进展
1.1 “湿”如何理解 “湿”如何理解？湿本是自然界正常的气候之一，世间万物的正常运行依靠六种气候的正常运行，但如果“太过”或“不及”则成为“六淫贼邪”。“湿”为六淫之一，最早见于《五十二病方》:“索痉者，如产时居湿地久。”文中所提及的湿，是指外界环境的潮湿，认为妇女若在分娩时身处潮湿之地太久，则婴儿会蒙于湿邪，从而导致湿痉病。湿邪的概念起源于此，在其后大家更具有辩证性的认识了湿邪致病。《素问》中有“百病皆由湿为患”“有渐于湿，以水为事，若有所备，居处相湿，肌肉濡渍”等针对湿邪的特点和易袭部位都有具体描述。《温热论》记载：“湿胜则阳微。”湿为阴邪，病性缠绵，易侵袭人体阳气，导致阳气温煦、气化津液的作用减弱，长此以往则津液停聚于体内，形成病理状态下的湿邪。
湿浊内生，说的是内湿，是脾运化和输布津液的功能异常，导致水湿痰饮由内而生，在体内停滞的异常状态。多数情况下，内生之湿是由脾虚引起的，因此又称脾虚生湿。内湿的产生，大多是因为身体肥胖，痰湿过于亢盛。因恣食生冷或肥甘厚腻，致使脾失健运，无力推动津液运行。或喜静少动，或情志抑郁，体内气机不畅，津液输布产生障碍所致。于是，水液不化，聚而成湿，停而为痰，留而为饮，积而成水。因此，脾的生理功能失常所致的运化失职是人体湿浊内生的关键。因此有诸湿肿满，皆属于脾的说法。除此之外，肾阳肾气的温煦气化作用也有利于脾的运化，因此，湿浊内生还与肾有一定的关联。肾阳主一身之阳气，主水液，肾阳不足，则湿浊内生。反之，湿浊内困，日久也必然会累及肾阳、脾阳，导致阳虚湿盛病证的产生。
湿浊内生以沉重、黏腻、分泌物秽浊、舌苔偏厚等为主要特点，并且常随湿浊阻滞部位不同而表现出的症状也各异。例如，内湿留滞经脉之间，常会有头身困重、肢体重着或屈伸不利的症状。湿阻上焦，常会出现胸闷咳嗽、咯痰等症状。湿阻中焦，会表现为腹部胀满、纳呆、口腻或甜、便溏泄泻、舌苔厚腻等症状。湿阻下焦，会出现小便浑浊、带下、便溏等症状。湿泛肌肤，就会出现水肿的症状。由此可见，上、中、下三焦都会有内湿停留阻滞的病理变化，但病机关键在于中焦脾胃，脾失健运，因此湿邪阻滞中焦临床中最常见。
1.2 中医古籍中对湿邪的理解 中医对于湿邪有多种见解，总体而言，基于前人的认识，并随着对病因病机的深入了解，湿邪的概念也在一步步完善。《诸病源候论》中认为湿邪可致人体脾阳亏虚，而脾阳亏虚反过来也可致湿邪内侵，互为因果、相兼为病。李杲的《脾胃论》中记载了湿邪困脾的表现，乏力倦怠、不欲饮食、大便溏薄，舌苔厚腻等，并据此提出升阳除湿的方法，为中医药治疗湿病提供了最原始的理论依据及治疗原则。攻邪派代表人张从正，也将治“湿”作为一种重要的治病理念，自创“汗、吐、下”三法，并运用于和脾胃相关疾病的治疗中，其独特的治疗思路与丰富的临床经验均对于湿邪的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理论参考。明代时期张景岳通过个人体质的差异阐述了湿邪的特点，为中医体质学说的发展提供了依据，他认为即使是体质平和、身体健康的人群，若长期受饮食不节、外界寒湿环境的影响，也会发展成为湿邪体质。清代黄元御认为：“泄利者，肝脾之陷下也，率由脾肾寒湿。”由此可见，太阴湿土是脾胃类病发生的根源，该结论为进一步为湿邪致病提供了理论依据。
1.3 湿邪致病与西医研究 湿邪作为中医的致病因素之一，主要有以下特点：湿为阴邪，易阻遏气机、损伤阳气，其性重浊、粘滞，易袭阴位。湿邪致病，内伤五脏六腑，外侵肌肉皮毛，可见于各类疾病。近年来，许多学者从西医的角度对湿邪的发病机制作了相关研究，周正等认为机体水通道蛋白的改变与湿邪损伤阳气、阻遏气机的机理密切相关，且湿性重浊与血氧饱和度、脂质代谢的平衡等密切相关的结论。陈刚认为病原微生物、酶活性与湿性趋下的特性也具有一定相关性；肥胖、高脂血症、糖尿病、结直肠癌等疾病的发生与湿邪侵袭机体密不可分。通过总结近年来各类医家对湿邪致病的机制做的大量研究后发现，湿邪可侵犯人体各个部位，内及脏腑，外侵经脉肌肉皮毛，可见于各个系统的疾病，通过进一步明确湿邪侵犯人体的相关机理，可提高治疗此类疾病的精准性和彻底性。
(02) 现代科学的肠道菌群研究
肠道菌群是肠道内的各种细菌，根据生理功能区分为三大类：共生菌、条件致病菌和病原菌。共生菌和人体共生共荣，人体的营养物质为细菌提供养分，共生菌通过人体给予的有利条件产生相应的物质来维持身体健康；条件致病菌数量较少，不易繁殖，因此对人体的危害较小；致病菌数量较少，一般不常驻在肠道内。人体肠道菌群紊乱的原因与个人饮食习惯有关，说明饮食与粪便菌群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其次，菌群的结构和组成往往因人而异，但对于同一个体，菌群可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在同一水平，不同菌种的微生物形态取决于个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再者，药物的吸收、转化和排泄过程，也都受肠道菌群的调控，胃肠道免疫功能的异常也可引起肠道菌群紊乱；最后，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冷藏冷冻及快餐式食品的大量食用也会引起肠道菌群失调。
研究表明，胃肠道中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基于正常情况下肠道菌群的平衡性，肠道菌群还可调节免疫系统，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防止病原菌侵入，当肠道菌群的多样性降低时，会导致免疫系统失调、免疫能力下降。当肠道中的共生菌起主导作用时，可增强人体免疫力，与此同时杀死为数不多的有害菌。肠道菌群和人体的疾病代谢有一定的相关性，肠道菌群失衡也可能是造成肥胖、糖尿病等多种代谢异常的重要原因之一。
(03) 中医与肠道菌群的联系
3.1 中医理论与肠道菌群的联系 中医学应用到人体身上就是宏观生态学的微观运用，如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思想，而肠道菌群是属于人体微观生态学中的微观。主要研究微生物群与宿主之间的关系。中医整体观念认为，生命的真谛在于人体的内环境和自然、社会等外环境的对立统一，同时还与生态系统的能量、物质等密切相关。
在中医的正邪概念中，将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抗病能力以及病后复瘥的能力统称为正气；中医六淫、七情内伤等各种致病因素称为邪气。生理状态下，正气充足，邪气不易入侵机体，若正气亏虚，病邪则趁机而入。在微生态中也有类似的概念，将机体抵抗入侵病原菌在体内定植的能力称为定植抗力，等同于中医所说的“正气”，当定植力强时，机体抵御外界菌侵犯的能力就强，定植抗力较弱时，机体对抗入侵病原菌的能力就相对不足，此时整个菌群的微生态将失于平衡，就相当于中医的所说的“邪气”入侵。中医藏象学说研究脏腑及其表现在外的生理病理表象以及人体与自然界相对应的事物和现象，依据“有诸于内，形诸于外”的理论，相当于从外知内，以象测脏的底层逻辑来推理疾病的演变过程，从而更好地辨证施治。在正常人体皮肤、粘膜及外界相通的各种腔道等部位，都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微生物群，当其发生变化时，与之相应的器官就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同时会有外在的症状与之对应，两者同样的地方都在于通过外在的改变来推断内部的变化。中医药在多个系统疾病患者的肠道菌群失调中通过不同作用机制发挥不同的功效，当人体胃肠道菌群失调时，中医药可通过改善个人体质从而来增加肠道有益菌、减少有害菌、调节体内代谢途径以及加速新陈代谢等途径，改善机体及胃肠道内环境，以此来治疗全身疾病。
3.2 湿邪引起肠道菌群失调的中医机制 首先，湿邪引起肠道菌群失调的中医机制与湿邪的特性与致病特点有关。湿邪重浊黏滞，阻滞气机，湿为阴邪，易阻滞气机，导致脾胃升降失常。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纽，湿邪困脾则脾阳不振，运化无力，水谷精微无法正常输布，肠道失养，菌群赖以生存的微环境失衡。其次，湿邪易伤阳气，脾主运化水湿，湿邪最易损伤脾阳，形成“脾虚生湿，湿邪困脾”的恶性循环。脾虚则肠道推动力减弱，代谢产物（如痰浊、湿热）蓄积，破坏菌群平衡。除此之外，湿邪易郁久化热，湿热蕴结，形成湿热壅滞肠道，湿热环境易滋生有害菌（中医称为“浊毒”），抑制有益菌生长，导致菌群失调。
湿邪影响肠道菌群的中医病理环节与以下几点有关。脾胃运化失职，水湿内停：脾虚不能运化水谷，水湿停滞肠道，形成“痰饮”“湿浊”，改变肠道pH值和营养环境，导致菌群比例失调（如条件致病菌过度增殖）；湿邪阻碍胃气降浊，导致食物残渣滞留，发酵产热，助长湿热，进一步破坏菌群稳态。气机升降失常，肠道功能紊乱：湿邪阻滞中焦，气机不畅，肠道传导失司，表现为腹胀、便秘或腹泻。气滞则血瘀，肠道微循环障碍，黏膜屏障受损，有害菌易定植。湿热蕴结，浊毒内生：湿热久蕴肠道，化生“浊毒”（类似现代医学的炎症因子或内毒素），抑制益生菌（如双歧杆菌、乳酸杆菌），促进致病菌（如大肠杆菌）增殖，导致腹泻、黏液便等症状。湿热损伤肠络，黏膜充血水肿，通透性增加（中医称为“肠络受损”），加重菌群易位和免疫紊乱。气血失养，肠道屏障受损：湿邪耗气伤津，气血生化不足，肠道失于濡养，上皮细胞更新减缓，紧密连接蛋白破坏，形成“肠漏”（类似中医的“脾不摄精”），导致细菌及毒素入血，引发全身炎症反应。
(04) 结语
中医学与肠道微生态在研究方法、理论依据上都具有相似性，两者都把人的机体或某一脏器内环境的平衡与否作为出发点和研究方向，同时关注治疗前后临床症状的改善及相关检查结果的变化。湿邪与肠道菌群在致病过程中既可影响整个机体的内环境，又可单独损害人体的某一脏器。本文在继承中医学病因学说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探讨湿邪和肠道菌群的相关性，并研究其具体机制，为中医药调节人体内肠道菌群提供新思路，为湿邪致病的后续研发提供研究思路和理论基础，并赋予其新的内涵。